我们设想：刘姥姥种菜的时候，从地里挖出了1000两银子。她一定会高兴地说：我们发财了，几辈子都够花了。与此同时，王熙凤清点了荣国府的家产，发现只剩下1000两银子。她会立刻愁眉苦脸、焦虑万分：今年的日子该怎么过啊，这个家该怎么当啊？同样是1000两银子，一家欢乐一家愁。
我们现在评价一家企业，经常强调科研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是多少。多大的比例合适呢？这就像刘姥姥家和荣国府，是没法比的。对一家企业，1%的研发投入太多了；换一家企业，10%的研发投入就太少了。德国人把企业分成两类：中高科技企业(HMT)和中低科技企业(LMT)。钢铁行业就是典型的LMT，而芯片行业就是典型的HMT。两种行业是完全不可比的。
研发和创新是有价值的，但研发投入是与企业自己的具体情况相关的。那么，产品研发投资多少才是合适的呢？应该用投入产出比衡量。
对企业来说，研发或者创新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与员工培训、购买设备、请名人做广告一样，是一种投资行为。企业是个经济实体，以投入产出最大化为理想的目标。按照经济学原理，任何一项投资的边际效益都是递减的。科技投资也不例外。一般来说，企业的钱是有限的，总是把钱投在效益“最好”的项目上。有更多的钱时，才会投“次好”的项目。所以，研发投入总会有一个“临界点”：继续投资研发、创新不如投资其他领域；更有甚者，有些投资项目亏本的概率已经很大。这个临界点，决定了企业合适的研发投入比例。
这个“临界点”是与国家、行业和企业相关的。比如，在钢铁等传统行业，技术进步的速度慢了。其背后的原因是：技术相对成熟了，进步的难度大了，研发的投入产出比变低了。在芯片行业就不一样：如果研发投入的比例低了，原本先进的企业就会被赶超、原本相对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；企业往往只能加大技术投资，才能保持先进、不掉队，才能生存下去。另外，国外企业和中国企业也是相差很大的。从本质上说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市场；可以设想，如果把华为迁移到美国、欧洲，恐怕连员工都招不齐，更不必说怎么赚钱了。我国多数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靠引进、模仿，本质上并不是靠创新，不创新也能活下去。就像过去的传统农民，不出去打工也能活下去。而国外企业面对我国企业的竞争，不创新就难以生存、创新慢了也难以生存。在我看来，日本制造业的衰弱就与技术进步慢有关，被我国制造业抢占了市场；而美国占据了技术进步快的行业(软件、芯片)等、与我国制造业的优势错位竞争，经济发展就快。发达国家对创新投资的需求强，就像荣国府对银子的需求多一个样子。
在我国研究创新，还要了解一种现象：人们对“创新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
我们设想一种场景：大型钢铁企业对某个冶炼炉做了较大的改进。在行业内部，这种工作可以被称为创新、甚至是了不起的创新。但是，在德国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有个几十个人的小企业。他们日常的工作就是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订单，设计制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加热炉，用于特定的实验研究。在他们看来，按照用户的需求设计生产，就是日常的工作、就算不上创新。一般来说，设计、建造一栋房子，不会被称为创新；但开发一款新型的手机、汽车就会被称为创新。其实，两者之间真的有本质性区别吗？笔者很早之前就意识到：在我国走向创新的过程中，需要一个中间环节：就是提高产品的设计能力。这个环节的能力落后时，强调创新投入，无异于拔苗助长。
笔者把企业的技术创新看成一种风险投资行为。也就是说：这种投资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投资存在风险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企业和政府要提高创新的投资比例，本质上是要提高对创新过程的风险识别、应对和管控能力。这样的能力强了，研发创新的投入产出才会大、值得投入的项目才会多、研发投入的比例才会高。反之，这方面的能力弱，研发创新的投入产出就低、适合投资的项目就会少、研发投入的经费比例就会低。忽视风险管控能力的提升而盲目地强调提高科研投入，是一种舍本取末的做法，会把投资行为异化成烧钱的行为、浪费资源的行为。华为推进IPD，其实就是提升这个方面的能力。
在笔者看来：如果企业家缺乏智慧和能力，只有热情和勇气，最好就不好搞研发。否则会因研发投入失血过多、企业死得更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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